资本主义在全球高歌猛进的这种势头，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有着稳定的发展前景。如果说血缘社会与朝贡社会由于满足了人类当时的需要而主导了许多个千年，那么，以同样的标准来看，只有半个千年历史的现代资本主义仍处在它的婴儿阶段。在20世纪后半期，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不足这一基本问题也已得到解决，从而使上述观点变得更加有力。每年，主要工业大国的领导人参加的经济峰会最为关心的已不是“全球短缺”（global scarcity）问题，而是“全球过剩”（global glut）问题。

资本主义带来的人类困境

不过在这里我们却遇到了当今时代的最大悖论——由于资本主义的大肆成功，它已在全球各地引起质疑和挑战。它的创新性能量达到了新的高度，相伴随的颠覆性能量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种颠覆性能量已在世界各地暴露无遗。它表现在富国中的贫困问题，富人中的贫困问题，浪费自然资源而不以为意，破坏环境而同样不以为意，生活富足却普遍缺乏幸福感，人们并不担心未来，而是普遍担心人类究竟还有没有未来。

这种无处不在的悖论的直接根源就在于熊彼特几十年前指出的那种资本主义兼具创新性与颠覆性的运作方式。如今，当这两种因素的威力都已达到空前的高度时，问题就成了能否以新的物力和人力条件约束颠覆性因素而不损害创新性因素——能否找到一种高科技手段，既能为人类的长远需要服务，又不致造成危害。换句话说，全人类——不仅包括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第二世界的那些正在讨论是否必须与资本主义原则妥协，以解决其生产力水平持续不足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正在竭力探索摆脱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依附地位的出路的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从历史中寻求答案

如果人类今天的困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基本属于价值观困境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当今时代或当今社会的特有现象。任何伟大的宗教及其教诲都充满了有关价值观的教导。事实上，那些伟大的宗教崛起时的环境，与今天的主要环境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大约两三千年以前，当那些宗教开始形成之际，当时的高科技也引起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其社会影响也与现在的情况十分相似。

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人类就已拥有类似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材料、交通工具和动力来源，他们发明出了字母表，铸造了硬币，还掌握了冶铁技术。后者使农民得以利用锋利而耐用的铁斧和铁犁突破江河和高原的限制，将农业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地区。他们砍伐了过去石斧和木犁无可奈何的重重密林，把农业由黄河流域向南扩展，由印度河流域向东扩展，从中东向西扩展到中欧和北欧，向东扩展到伊朗高原。

农业疆域的急剧扩张使农产品的数量相应增加，此时的剩余产品刺激了贸易以及为日益增长的经济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工匠的产生。千百年来，欧亚大陆腹地的商路一直保持畅通，环绕欧亚大陆的海路——从北海到近东、从红海到印度、从印度到东南亚再到中国——也交织在一起。随着铸币的发明，取代了此前盛行的以物易物方式，使商业发展得更加迅速。最终的结果是促进了各地和跨地区的商业，相应地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经济领域的专门化和生产率得到了全面提升。

经济领域的这些发展也相应地引起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革。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军事贵族崭露头角并四处侵略，此时则在许多地方被新兴的商人、手工业者和航海家所取代。随着商品的货币化，古老的部落社会也被改头换面。服务和效忠个人的观念也被市场观念所取代。部落酋长及其顾问小组和大会则被王国和帝国所取代。

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这些发展在社会关系、政治活动、生活方式及谋生方式方面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它们造成的破坏是如此全面，以致令人感到不安和不适，继而思考起人类存在的本质。人们开始探索灵魂——提出新问题，寻找新答案。思想家开始重新反思他们各自的传统，他们要么抛弃传统，要么使传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的需要。诸如柏拉图和孔子这样的哲人以顾问和教师的身份周游列国，志在培养未来所需的政治家。

欧亚大陆各地（从中国到印度再到中东和地中海盆地）的知识分子都热切地探讨了一些前沿问题，包括理想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社会秩序的职能问题，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问题。各地由于历史传统和客观条件上的差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各有不同，这些答案构成了公元前1000年内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所有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巴勒斯坦的先知派（the prophets）、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rationalist philosophers），都出现在那个时期，这绝非偶然。

在一个充满社会动荡和道德混乱的时代，新宗教为人们提供了慰藉、安宁和指引，有时也能使人重获新生。它们可以提供救赎之道，即在来世得到永恒的赐福。它们把信众视为兄弟手足，不分男女、贫富、奴隶或自由人，都一视同仁。它们注重严格的道德操守，认为这是实现救赎的关键，从而对信徒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新哲学与新宗教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人们把这几百年称作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

鉴于今天的类似情况，人们推测20世纪后期将来也许会被视作新轴心时代，也是不无道理的事情。我们的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反响可能更为深远，其范围波及全球，而非局限于欧亚大陆的某些地区。在现代通讯技术条件下，它所刺激和影响的人群之广，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所以，如果各个大陆再次出现新宗教、新哲学、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新的领袖，应该不是偶然。正如原初的轴心时代那样，诸如政治、主义、传统、领袖这样的一些根本问题，都将受到挑战。在新轴心时代的进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将经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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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以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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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