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香港是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之一。

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初，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曾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1842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璞鼎查成为第一任香港总督，这位在位仅一年的总督，却为香港留下了最大笔的财富：第一，香港是自由港；第二，没有关税。从一个小渔村到手工作坊，再变身为转口港到廉价工业基地；从金融之都，再到购物天堂和和艺术品交易中心——香港特区，这片弹丸之地，借用背靠内陆，面向南洋的地缘通路，在回归祖国20年间，尽管历经亚洲金融风暴、次贷危机以及占中等几番转变、起伏，却总能不断抓准契机，增值变身。时至今日，香港成为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之一。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机遇，造就了今天香港如此繁盛的艺术市场？而在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荷里活道——香港艺术市场的底色

半山，上世纪初到香港来的英国殖民者以及西方来港者的主要居住地，顺其而下，直到中环，便是把握经济命脉的各大银行以及商业机构和政府。而同样位于半山区的荷李活道在1844年出现，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原本荷李活道的周边布满了中国人居住的小村落，为了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态，人们就开始变卖玉器和古董。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撤离，大批拥有资金的资本家和古董商人纷纷南下香港，比如著名古董商仇焱之先生在1949年结束了上海的业务，到了香港继续经营古代陶瓷。北平大藏家郭葆昌虽在1942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也在此时经由其儿子郭昭骏带往香港，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里的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荷李活道逐渐形成了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的气候，图为1972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香港股市掀起狂潮，经济起飞，诞生了一批有闲有钱的收藏家。加之1976年“文革”结束后，国内文物艺术品交易被放开，大量文物通过民间交易或走私的渠道涌入荷里活道，香港顺势成为中国文物的交易、集散中心。随着文物艺术品收藏和鉴赏活动在香港渐成时尚，企业家、医生、文化名流、艺术家纷纷加盟，应运而生的“敏求精舍”、“求知雅集”等收藏家组织的活动颇为活跃，并涌现了一批享誉海内的港人大藏家，如：张宗宪、杨永德、赵从衍、徐展堂、罗桂祥、叶承耀、陈裕铿等。

据“敏求精舍”前主席李大鸣回忆，上世纪80年代，荷李活道是最早开始售卖高古陶瓷和玉器居多。而由于当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政策前途尚未明了，此时的移民潮也为荷里活道带来了大量的古董家具。借着这样的天时地利，不仅古董店数量大增（巅峰时曾达300余家），各家规模也快速扩张。而在此活跃的买家，除来自香港本土和内地，还有大量来自日本、台湾、东南亚以及欧美，他们苦于政治原因，无法去中国大陆采办藏品。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荷里活道。

1980年代荷李活道上的古董生意臻至巅峰，也造就了一批香港本土藏家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