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女性主义似乎已成为一组无法调和的二项对立，无论是所谓“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还是所谓儒家也有一种独特的女权思想，这些立论之所以无法建立有效性和说服力，其原因皆在于对儒学的根源性价值进行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失败。

我们很难完全否认古典儒学的某种男性中心主义，因为早在先秦儒学的经典体系建立之前，一个基于男性的权力优势的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已经客观存在。然而事实上，每一个时代的哲学理论都不能建立超越其历史境域的可能性边界的应然价值，这也是理论随“时”而推进并自我更新的必要性所在。先秦儒学思想打开了个体精神世界的自足领域，由此使得人文精神的延续与积淀成为可能。宋明理学的理论突破则在于赋予主体以普遍性的潜能，这一立场在理学关于太极阴阳、变化气质与君子人格等一系列核心论述中呈现出来。当然，理学中男性中心主义的论述同样比比皆是，如常被抨击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新儒学”的理论形态所开启出的真正的可能性在何处。

太极阴阳：性别并非本质差异

北宋思想家周敦颐作为“儒学第二期发展”的开拓者，以《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建构奠定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根基。南宋思想家朱熹认为，周敦颐所谓之“太极”构成了所有事物的普遍本质。朱熹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作为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在每一个人与事物中都完整地具备，这并非意味着它已被现成地具有，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普遍可能性而存在。但是这种普遍的可能性并不能被每一个事物完整表达出来，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与事物在其现实性构成上存在具体差异，这也造成了不同存在者的不同特殊规定性。所谓现实性构成上的具体差异，就是“气”的差异。“气”指的是一切构成经验实存的现成性因素，即事物的构成材料、包括人的身体以及现实社会关系作为身体的延伸，乃至现实的权力关系、社会环境、历史处境等等。虽然天地万物都只是一气流行，但是气的凝结有精纯与粗糙之分，人与物的差异性的根源在于“气秉”之精粗不同，导致能够实际发用的天理就有偏有全，这是“气”对于天理构成遮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