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一薛定谔方程，以及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
3. 共同的起源
所谓现代物理学理论和传统哲学理论中某些论断的相似性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们起源于共同的日常生活经验。
现在让我们回到朱清时先生的那句话，“当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哲学）大师已经等候多时”难道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吗？如果没有，那么为什么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总是会在科学理论和哲学体系之间做一些似是而非的对应呢？
这些对应无法用巧合解释。用两个实际例子说明问题。原始人中间流行一种“万物有灵论（animism）”。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而“灵”的粗糙想法被认为能够解释物体运动。他们设想，物体之所以运动，是由于有“灵”控制。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将这个模糊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对精确化和体系化，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中动物的灵魂被认为能够解释动物的自主运动。而近代科学革命中牛顿的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惯性理论，似乎从此之后运动不需要任何所谓内在的“灵”进行推动。
不过莱布尼茨反对牛顿，同样精通数学的他认为，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也不能用惯性定律糊弄，他执着于寻找原因。莱布尼茨认为，物体运动的原因在于内部具有“活力（living force）”，而更令人叫绝的是，他坚持活力可以量化，即E=1/2mv2。看到这里，我们立马猜到，莱布尼茨的“活力”即是现代物理学中的“动能”，而这个概念的转化由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完成。
让我们比较原始人“灵”的概念和莱布尼茨“活力”概念以及杨的“能量”概念。如果原始人的“灵”可能只是一些模糊的日常生活经验，莱布尼茨“活力”概念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变模糊为精确”即数学化。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杨比莱布尼茨更加走运，他有了大量的工业技术以帮他进行实验验证新的“能量”观念。物理学史家有言：第一次工业革命对能量物理学的推动远远超过能量物理学对工业革命的推动。
再用一个例子，即现代物理学中“场”的概念。客观世界不是由原子构成的吗？怎么又钻出来一个“场”，至少场也应该是原子内部结构产生的吧？科学哲学家南茜·内尔西塞安（Nancy Nersessian）当时也有同样的困惑。而她后来的哲学和历史研究表明，将“场”的概念客观化为对所谓“外在世界”的描述并不合理，“场”的意义由19世纪物理学理论演进赋予。而“场”的概念最初是为了应付物体之间难以理解的超距作用。
模糊的日常生活经验让我们对物体之间相互吸引感到十分好奇，甚至有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想象这是“爱”与“恨”的结合。牛顿为此大伤脑筋，除了流传已久的以太理论之外，他甚至想象万有引力由上帝产生。
英国的三位物理学家法拉第、开尔文勋爵以及麦克斯韦对“场论”的产生有重大贡献。他们超凡的数学天才使“场”的概念形式化，并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电磁实验验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哲学思考也令人惊叹。法拉第认为当时粗糙的原子论将物料（matter）当作空间中实体的想法肯定错了，“场”也应该是物质的表现形式。
法拉第还受到德国自然哲学的影响（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赞同），当时英国的德国哲学信徒，英国皇家医学院曾经的院长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曾经写信给法拉第推销自己的自然哲学。他认为，当时最新的电磁场研究已经表明“物质实体”不是物料存在的最基本形式，自然的本原应该是几对相对作用的力，是它们构成了这些物质实体。
通过对“动能”概念以及“场”的概念进行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科学观念起源于模糊的日常生活经验（万物有“灵”论，恩培多克勒的“爱”与“恨”），而物理学概念的演化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其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在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之上添加了精巧的数学结构和实验验证体系。于是，所谓现代物理学理论和传统哲学理论中某些论断的相似性也可以得到理解，因为它们起源于共同的日常生活经验。
不过，它们之间又有十分明显的区别。现代物理学理论使用数学和实验对日常生活经验进行了根本改造。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科学的客观性得以奠定。其结果就是，科学家宣称“场”和“能量”等等物理学概念描述了一个客观世界，这种说法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相反现代科学的客观性来自数学和实验。
4. 数学与技术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不可能完全和睦，哲学必须要起来反对科学家的解释霸权及其带来的价值鸡汤化、空虚化。
有人可能认为这纯粹属于玩弄词藻，为什么不能将“场”等概念当成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表征？一些生物学上的概念失败的例子可以证明数学和实验技术才是物理学客观性的真正基础。在现代发育学的开端其实也存在“场”论。显然这个“场”是从物理学中模仿而来，以解释有序发育的过程。可是，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对“活力论”的批评所言，类似“场”的理论在生物学中的破产，并不是因为所谓“场”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引力场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是因为这个所谓发育“场”从来不能由数学精确地表达，以及提出哪怕一个可以进行精确实验验证的预测。可以说，不像物理学，生物学中对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数学化、实验化重组的尝试失败了。
而20世纪初的生物学家约翰·霍尔丹（John Haldane）援引最新的物理学成果，认为既然粒子是由一些更加基本的有组织的相互作用构成，那么为什么生命不能如此定义呢？他有些想当然地认为生命自本质上是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甚至他认为，宇宙应该从生命角度进行理解。这些理论思考从来没有产生任何大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所谓生命定律十分模糊（保存了日常生活经验的模糊本性），既不存在如物理学场论般精确数学化的可能，也不能提出明确的实验进行验证。
现代科学一靠数学，二靠技术。如此，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危机也更好理解了。两位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敏锐地察觉了数学和技术对于现代科学的基石性作用。不过对哲学地位失落的担忧也随之兴起。胡塞尔讲到了欧洲科学的危机，自从伽利略开始，僵硬的数学结构被认为比人类的价值探求更能够接近世界的本质。而海德格尔更是用晦涩的语言指出，技术拥有了独占性权力能够向人展现（reveal）“存在”的真理：大型强子对撞机能够揭示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而这些被技术展现的粒子总被认为是“基本”的，就如物理学家温伯格所想，也许它们有朝一日也能解释更多的“上层”（分子、生物体等等）现象。
海德格尔察觉到技术巨大的统治作用，他对哲学的前途非常悲观，认为它不可能敌得过技术发展。而传统哲学关注的东西，一些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经验的问题，例如“价值”“幸福”和“人性”等，通通都被拉入到人类私人领域或者被幻想为能够通过科学进行解释。
正是因为如此，现代社会才会出现爱因斯坦、霍金、道金斯等人打着科学的名义谈论“人生意义”这样滑稽的场面。任何受过基本近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训练的人都能看出，这些科学家意图教导世人的这些“鸡汤”只是粗糙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映，其来自于启蒙哲人的政治和伦理学理论。可是，这些“鸡汤”既没有启蒙哲学的精深和复杂，更没有传授于人严肃面对生活的决心。如果说哲学与科学（毋宁说是糟糕的“科学主义”）有冲突，那么冲突正在于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不可能完全和睦，哲学必须要起来反对科学家的解释霸权及其带来的价值鸡汤化、空虚化。而哲学在现代社会遇到的最大挑战——除开直接和科学相关的部分——毋宁是在一个科学时代重新唤回对于“价值”和“意义”问题的关注和严肃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