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在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王敦的新书《打开文学的方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促使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这一现象或许不总是如此，但也绝不罕见。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中学时代是一个人几乎每天都在抽芽成长，却必须腾挪出绝大部门精力应付各类考试的年龄段。文学，只有文学才能为中学生提供他们可能尚未经历但却渴盼经历的人生经验，譬如爱情，譬如虚无，譬如衰老与死亡，譬如对世间不正义的感知和批判。所以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多多少少都是文学青年。

我记起许多年前我到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却人人带着或多或少的几部小说、诗集，这些文学作品有不少还是1990年代学校门口常见的盗版合订本，错误百出，却并不妨碍大家从中汲取到力量、感动和一份似乎当仁不让的冲动：

“来到中文系，就是为了当作家的。”

我相信，九成以上的中文系学生会在开学不久就遭受到老师慈爱、深邃但残酷的暴击：“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批评家。”于是，用不了多久，这些原本把李白、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名字挂在嘴边的学生，慢慢就只把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布朗肖、巴丢等理论“大师”的名字叼在唇上了，连学中国古典文学的也不例外。大家开始热衷于谈论文本、风格、修辞、意义，习惯于克制自己的感动、热爱和陶醉，我们甚至不再把文学称之为“文学”，而是称其为“作品”，因为“作品”恰恰是“理论”的反题，就像一个深谙商业之道的编辑不把手中的书称之为“书”，而是称之为“产品”。

我也不例外，现在竖立在我书架上已十多年的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就是当时购置的。这几本书分别隶属于十分经典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基本上囊括了最重要的文艺理论书籍的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