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说：“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口服避孕药的出现，赋予了女性这种权利。

在影响人类私生活的药物中，如果伟哥甘居第二，那么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是避孕药，这种药物使得性脱离生育，变成一种纯粹的愉悦。避孕药不只是一种有效工具，影响也远不止于性，它还是一种符号，动摇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人际关系和女性角色，让现代女性对家庭、事业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1967年的《时代》杂志将“魔丸”（避孕药）的图片放到封面上，报道称它解放了美国社会中的一大群人，并改变了她们的生活，预言最终它将改变这个世界。

1993年，《经济学人》杂志将其列为当今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1967年“魔丸”登上《时代》封面

如今，避孕丸早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使用的药物之一，新的避孕技术也在不断出现。然而，这颗“魔丸”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诞生着实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举”，而其象征的平等权益和人身保障观念的实现更非一帆风顺。

这些都被记录在一本名为《魔丸的诞生》的书中。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一颗小药丸，不知经过了多少曲折，跨越了多少偶然。它是面临政治、宗教等诸多压力，排除万难，才实现的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互相结合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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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避孕药的发明是一部电影，那么玛格丽特•桑格、格雷戈里•平克斯、凯瑟琳•麦考米克、约翰•洛克四位，就是这部电影的联合主演，他们对避孕丸的问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桑格掀起了社会启蒙、麦考米克的资金支持、平克斯的科学攻关、洛克的药品测试。”

避孕丸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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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考奇与科学家会面后，平克斯和西尔又一次修改了药丸的配方。如今，团队成员都用注册商标名恩那维德称呼这种药。平克斯给它取了一个更简单的名字——那种药丸，好像那是世上唯一重要的药。世上没有“那种肥皂”“那种吸尘器”“那种车”，却有“那种药丸”，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产品已经带上了特殊的识别符，因为其药片的形式，将其与之前所有的避孕工具都严格区分了开来。这并不是点滴的改善，它根本就是一种全新的发明，而这正是妇女们需要的。这就是“那种药丸”，她们一直在期待的药丸，会改变一切的药丸。

到了1957年，平克斯和洛克都有了充分的信心，认为避孕丸是有效且安全的。他们最大的挑战在于，让更多妇女尝试这种药，与此同时，他们要尝试能否进一步改良配方，减少副作用。

平克斯并不像瑞斯—雷那样为妇女吃的苦头而担心。有些人将圣胡安妇女在波多黎各临床测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归咎为“波多黎各妇女极其丰富的情感活动”，而平克斯也依然相信——或者说希望——许多副作用都不过是心理作用。为了印证这番理论，他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试验。他将恩那维德给了一组女性，并一如既往地提示她们或许会有一些药物反应。

然后，他又抽取了另一组女性，说是给了她们恩那维德，但实际上却仅仅是一种安慰性药物。不过，像第一组一样，他警告她们说会有一些副作用。他还告诉第二组，她们应该同时运用另外一种避孕方法，以确保她们不会怀孕。第三组女性拿到了恩那维德，却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副作用的警告。

第一组中有23%的人表示有副作用。在拿到了不会引起任何反应的安慰性药物的第二组中，有17%的人表示有副作用。服用了恩那维德，但没有事先获得警告的第三组中，仅有6%的人表示有副作用。

平克斯的实验违反了现代医药研究中的两条基本规则：他的病人并未被告知研究目的，也未被告知其中的风险。但是这样的结果让他进一步确认，自己是对的——很多副作用都是假想出来的，是预期和恐惧的结果。

平克斯信心大增，并开始召集更多妇女参加测试。支持波多黎各研究多年的优生学派人士克莱伦斯·甘布尔主动提出，愿意再资助第二期的测试。他把平克斯的团队介绍给了赖德纪念医院的医疗主任。这家医院位于离圣胡安三十五英里的东部海岸城市乌马考，甘布尔已经与其合作了二十余年。

那一年早些时候，他捐赠了一台烧灼机，被医院用来进行绝育手术，他还出钱培训了一名医生，教他正确使用这台机器。他甚至捐赠了一辆红色的吉普，让医护人员可以驱车穿越乌马考那泥泞斑驳的街道，去探访病患。

一本名为《Birth Control Review》的杂志封面图，杂志发行于1923年，画面中描述了一位被生育拖垮了的女性形象，杂志的创办人桑格斯是一位女性生育计划的倡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