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体育的形成及扩散带有国家主义的性格。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走向近代社会的韩国，其体育也跟随这样的国家主义的大流。体育作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一个手段，其意义自然远远超过运动本身而上升到国家的角度。

近代体育在韩国：爱国，还是忠君？

“体育”这一用语在韩半岛的出现及概念化是在1895年以后。在这之前，体育仅仅以“养生”“摄生”等用语的形式被介绍。1881年，主张富国强兵的朝鲜政府往日本派遣了绅士游览团（又称调查视察团），目的是为了探察日本的文明化以及西方文明。当时被派到日本的李元会、俞吉濬等人回国后向政府报告了日本学校在教育体操、四肢运动、修身等科目的实情，并且强调了体育与军事的密切关联。因此，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朝鲜政府及开化派人士将体育当作近代化的重要一环，在介绍体育时往往强调其军事方面的特质。另外，体育也经由当时在韩国活动的西方传教士们的介绍，作为近代教育的一个科目被积极引入韩国。

1895年朝鲜高宗皇帝颁布了《教育立国诏书》，这份诏书将“体养”“智养”与“德养”一起列为教育的三大纲领。至此，体育成了西方近代教育理念下“智德体”之重要组成。在这份诏书里，高宗皇帝提到“教育实际上是保存国家的根本”，“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新民的学识振兴国家”。也就是说，培养智德体的目的在于振兴国家，发展体育亦是为了国家。1897年大韩帝国宣布成立的前后，作为培养忠君爱国思想的一个手段，体育被更频繁地利用，逐渐发展为爱国主义体育。

这个时期政府举办了不少的运动会，这些运动会最初由官办的英语或外语学校举办，后来逐渐发展到联合竞技大会。在官办外语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上，每个角落都挂满大韩帝国的国旗——太极旗，若皇帝、皇太子出席，皇室专属的御旗、礼旗、亲皇旗等也会高高挂起。不仅如此，在运动歌和爱国歌的歌词中，强调忠君爱国和富国强兵的内容随处可见，而且为“大君主陛下”喊万岁的助兴表演也不乏其数。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体育虽然强调忠君爱国，但其实皇帝即国家，所谓“忠君爱国”，重点还是“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