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据我观察，根据目前相关国家引用这些公约的实践情况来看，单方面主张这些条约应追溯适用而获胜的案例还没有。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在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中国通过国际法律制度的救济途径追索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文物市场国是不会在没有公约约束的情况下主动归还此前获取的不义之财的。此外，我国还有相当部分文物的流失是在清末民初无相关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以名为买卖，实为无偿或极低价贩运海外的。此类文物的追索，既无法依靠上述国际公约实现，又没有相关的国际法原则的约束，成功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借由国际公约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在没有溯及力的现实情况下，极大部分是相当困难的。 但这也不排除相关国家之间可通过双边协定的方法，或采取临时性特定互惠的安排，对个案做特别的处理。

　　签订“双边协定”防患于未然

记者：文物持有者常以自己为合法持有者抗辩，在诉讼中对此如何应对？

龚柏华：文物的“非法性”有两类，一类是以偷盗等非法手段获得而出境；另一类是尽管获得手段合法但出境不合法（如限制出境）。在福建肉身佛像案中，文物可能两种非法性都具有。如果该案按荷兰国内法处理，将涉及合法原始所有权与善意取得之争。该案中被告目前采取否认诉讼标的物的真实性问题，这需要法院通过证据等技术手段证明，包括被告是否应该提供该文物的下落，以便比对。

如果能够确认该文物就是原告主张的文物，被告可能会打出善意取得这张牌。是否为善意取得将是争辩的焦点，可能要考虑到被告对该文物市场的熟悉程度和该笔交易的具体情景。如果认定是善意取得，就会涉及法院是否会支持在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归还，即原告方需要支付一定对价来获得。这种对价是按“市价”还是其他合理的价格认定，仍然属于未知数。如果以支付“高价”要回，其客观副作用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