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汪曾祺: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
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范进中举》《受戒》《大淖记事》《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自从布莱希特以后,世界戏剧分作了两大类。一类是戏剧的戏剧,一类是叙事诗式的戏剧。布莱希特带来了戏剧观念的革命。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可能受了中国戏曲的影响。元杂剧是个很怪的东西。除了全剧一个人唱到底,还把任何生活一概切成四段(四出)。或许,元杂剧的作者认为生活本身就是天然地按照四分法的逻辑进行的,这也许有道理。四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元杂剧的分"出",和十九世纪西方戏剧的分"幕"不尽相同,但有暗合之处(古典西方戏剧大都是四幕)。但是自从传奇兴起,中国的剧作者的戏剧观点、思想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带来结构方式的变化。传奇的作者意识到生活的连续性、流动性,不能人为地切做四块,于是由大段落改为小段落,由"出"改为"折"。西方古典戏剧的结构像山,中国戏陆的结构像水。这种滔滔不绝的结构自明代至近代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结构更近乎是叙事诗式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小说式的。中国的演义小说改编为戏曲极其方便,因为结构方法相近。
中国戏曲的时空处理极其自由,尤其是空间,空间是随着人走的,一场戏里可以同时表不同的空间(中国剧作家不知道所谓三一律,因此不存在打破三一律的问题)。《打渔杀家》里萧恩去出首告状,被县官吕子秋打了四十大板,轰出了县衙。他的女儿桂英在家里等他。上场唱了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