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上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对近代中国画技法的传承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对敦煌壁画的拯救性临摹和宣传贡献巨大。3月5日，原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省博首席专家魏学峰，就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意义，在成都博物馆做了主题演讲。

魏学峰告诉记者，先不说敦煌技法对张大千本人的影响，光是他在上世纪40年代带起的敦煌热，之后兴起的敦煌学就已让后人享用不尽，“他的一个个人行为，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张大千去敦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下的决心。

向往敦煌寻回初心

上世纪初，中国画坛极追捧明清文人画。在这股潮流中，张大千独以“石涛专家”(清初著名画家)闻名。1933年，仅34岁的张大千应徐悲鸿之邀，出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然而此时中国绘画不断寻回前代的过程，正在被打破。

在大批学子留洋学习西方绘画技法后，“当时对于中国绘画往什么地方去，有很大的争议，有的说效法西画写生改革，有的说坚持中国画传统。”1934年，张大千从学校辞职，专职绘画。“他对画史、画论那些文字上的争议不感兴趣”，魏学峰说，“他曾和别人说‘我是小人，小人动手不动口’。”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大千被日军羁留在北平，有人请他大量临仿“唐宋元各家”。这一时期，通过对早期中国画的研究，张大千对明清文人画有了新的看法，“作为一个绘画专业者……不应只学‘文人画’的墨戏，而要学‘画家之画’，打下各方面扎实功底。”张大千此时甚至认为清三百年，没有出一个像样的画家。

1938年底，张大千逃出北平回到四川成都，并从曾任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新、青监察使的严敬斋处听说敦煌未被盗空。严敬斋对敦煌奇特的彩塑，以及与中原画派大相径庭的彩色壁画的描述，引起张大千极大的兴趣。张大千开始为前往敦煌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