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主张，后来他在回答《京报》记者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白：

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十余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闻也。

梁启超是个政治敏感的人，一看话不投机，就感到将来可能会出事，既然自己已离开政坛，还是躲开为上策。于是，他立即将家从北京搬迁到天津去了。

杨度看梁启超不愿帮忙，但是舆论先行时不可待，就自己亲自动笔，于当年4月赶写出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内史夏寿田转呈总统袁世凯。袁看后感到正合己意，嘱将此文立即寄给湖北彰武上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然后分发给各省文武长官参考。

为了表彰杨度，袁世凯亲自提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做成匾额，送到杨度府上。

在杨度与袁克定积极筹划帝制之时，梁启超则正千方百计地劝阻袁大总统千万不能改变国体。4月，他为了替父亲庆祝大寿，从天津返回广东，在离开天津前还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上大总统书》。在这份上书中，梁从古今中外经验教训晓以利害，苦苦劝袁千万不能因私自改变国体而失信于民，他说：

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诅，益蹈愆嫌。唯静观大局，默查前途，越思越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胶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堕落，而国本自此动摇。……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日而所行尽反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