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察法制的历史是中国法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的。监察法律文化的积淀之深厚与监察立法内容之丰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取之不尽的治国财富。

中国古代的权力结构是沿着专制主义集权的轨道发展的，它之得以矗立，有赖于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官僚机构的支撑。官僚机构是推动国家机器运转，实施治国、理政、驭民的物质力量，因此治官——使官僚按照法定职责行事，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治官而需要察官，为察官而需要法律，监察法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

由于历代的历史背景不同，面对的政治形势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也有异，因此监察法制的具体任务是不同的，但总的说来都是依法整肃百僚，“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控制官僚个人法定权利以外的占有，借以缓和官与民的矛盾，发挥官僚机构的制衡作用和实现社会的整合。

随着中国古代整体法制的进步，监察法制也获得了稳定的发展，而监察法制的发展，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凸显了中华法系的特殊性与价值。中国古代监察法的系统性、完整性、持续性都是世界法制史上所少有的。它所确认的监察制度建构、多元的监察机关体系、广泛的监察法律规范，都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运用法律约束权力、规范权力运行上的理性思维与智慧。

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基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特点。战国、秦汉是中国古代监察法制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是其发展阶段，宋、元、明、清是其完备阶段。晚清时期官制改革，传统的监察机构与制度也列于改革之列，为此德宗下谕：“都察院为朝廷耳目之官，于一切政治阙失、民生疾苦，自应留心考核，据实指陈。”根据德宗的谕旨，弈劻在《复奏会议都察院官制折》和《奏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折》中仍将监察院列为直属朝廷的五院之一，以制衡内阁。他说：“内阁各大臣不可以兼充繁重差缺，犹虑其权太重也，则有集贤院以备咨询，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弹劾，有审计院以查滥费，有行政裁判院以待控诉。凡此五院，直隶朝廷，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足以监内阁，皆所以巩固大权，预防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