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以后，曾海若又见了两三个导演，最终决定还是由导演程工拍摄《极地》，自己担任监制。“回想起来，后来再去选择别人是没有必要的，当我第一个想到程工时，其实潜意识已经帮我做出选择。”曾海若说。

在选取拍摄对象上，《极地》的执行导演张祎的记忆中，确定了这样一种筛选逻辑：极端环境下极致的生活方式。此外，剧组共同制定了几个大致的拍摄范围，比如拍摄能分别体现西藏与外界交流、对藏区传统的守护，以及当地年轻人面貌的内容。

摄制组根据此前在西藏拍纪录片积累的资源，以及找作家、学者、旅行家沟通，制定出了约20个初步的拍摄对象。执行导演张祎的记忆中，最初策划的方向还是有点偏向科普性质的纪录片，“人物还有一定的标签性质”。

此外，曾海若和程工都很喜欢法国纪录片《人类》。他们计划借鉴《人类》的形式，拍完每个人物故事以后，再对人物做一个采访，让人物对着镜头诉说他们的愿望与遗憾。这便是《极地》每集最后人物自白的想法的由来。

介入被记录者的生活，启动故事

2015年圣诞节的前一天，30人左右的《极地》摄制组团队飞抵拉萨。此前计划中拍摄的人物，常常因时间等原因不能顺利拍摄。因此，最初阶段，他们主要通过当地的作家、媒体人、诗人，以及有私人关系的朋友，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平均每天见3~5个人。

那曲的一位人类学博士，为他们介绍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格拉丹东雪山下的安多县，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庄中的一对夫妻。妻子卓玛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她很害怕。父亲迪迪带着小两口在神山下点起桑烟，祈求神山的庇佑。

在拍摄团队工作的同时，有一个4人组成的调研小组，负责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他们的选择方式，是先按照文化、历史的角度圈定一个群体，再在其中找到最有故事的人，“像藏医、面具、木锁，仅仅是人物的载体，重要的不是载体本身，而是进入载体背后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