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该项目负责人刘雨茂研究员介绍，三星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包含了宝墩文化三期、宝墩文化四期和三星堆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该遗址见证了古蜀文明从宝墩文化时期向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过渡。

首次发现

宝墩文化时期的发饰材料

当时的古蜀社会是什么状况？如今仍是扑朔迷离，疑团丛生。随着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一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真相也许将露出端倪。

在该遗址中，较早的宝墩文化三期的墓葬中没有随葬品，而在稍晚的宝墩文化四期的墓葬中，目前发现了2件玉器，其中有一件玉锛。“玉器出现在墓葬中，是身份的象征，而不是简单的工具。”杨占风说。在这些墓葬中，还出土了象牙制成的发簪和配饰。配饰有管状的、有牌状的，穿了孔，可以挂在脖子上。“这些珍贵的陪葬品，说明墓葬的主人不会是普通人。应该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这些发现，说明该时期部分人已经享有拥有特殊器物的权力。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力和等级差别。”杨占风说。

“墓葬的变化，反映出该时期社会发生变化，对于探索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起源及其背景具有重大意义。”刘雨茂介绍。此外，象牙骨簪及其出土位置的发现，还说明当时人们有着束发高挽的习俗，并佩戴骨管和骨片等饰品。这是古蜀宝墩文化时期的发饰材料首次被发现，为研究宝墩先民的发式、审美意识及其族属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以上种种，足以证实该遗址是非常重要的一处先秦文化遗址。

重要意义

有望揭开三星堆文明诞生之谜

刘雨茂告诉成都晚报记者，该遗址纵跨宝墩文化时期和三星堆文化时期。其中，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大量出土，对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在宝墩文化晚期，这些史前聚落中已出现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聚落之间也可能出现了分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章华认为，三星堆聚落可能因为掌控了某些特殊资源或特殊物品的贸易渠道，逐步强大，成为强势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