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学者受到很大鼓舞，希望能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许宏说。

在追寻“夏文化”的过程当中，二里头遗址曾被多位学者视作夏文化代表以及夏王朝的都城。

但几十年来，关于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的讨论持续不断，而参与人数和发表论文之多、历时之长、讨论之热烈，构成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考古学术史上罕见景观。

最早提出二里头为“商都”的是徐旭生先生，有意思的是，徐旭生是在寻找“夏墟”时发现二里头，但他却依据古典文献记述，推断“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此后的十几年“二里头商都说”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考古界的诸子百家，众说纷纭。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大教授邹衡首倡二里头为“夏都”。此后，便引发两种主要观点间的激烈交锋。

中国夏王朝存在与否，一直是国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缺乏明确、可靠的文献记述，依靠文献研究这一时代的历史困难重重。

“二里头遗址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物证，没有二里头，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学界认识趋同，二里头为夏代中晚期都城所在地成为倾向性结论。”

2000年前后，“夏都说”逐渐取代“商都说”，成为学界新“共识”和主流观点。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在这里，我们已初步探明了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勾画出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