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枝此前导演的作品一样，本片枝蔓繁杂，如果有些支线情节能够更为利索地减去，或许更好。不过。也许这恰是是枝导演有意为之的风格标识。

通过情节的推进，观众逐渐会对杀人犯三隅产生某种好感，也许还会希望他并非真凶。他符合古典文化里所谓“义士”的定义。30年前在北海道犯下杀人案，就有种“为民除害”的意味，因为他当年杀的是放高利贷讨债的人，按照办案警察的说法，被害人搅得四邻八舍不得安宁。

如今，三隅出狱后又把食品厂老板杀了。这个喜欢收留刑满释放人员的厂长，并非是在做善事，而是因为这些有前科的人，工钱便宜，而且好控制。而厂长和他媳妇都干着使用过期面粉的勾当。更可恶的是，他奸淫自己的女儿。

三隅的杀人有正当性吗？电影里不声不响地抛出问题，但却看不到答案。紧跟着这个问题的，是另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谁能判定他人的生死？似乎在电影里，这个问题有答案，但也许并没有。

福山雅治饰演律师重盛，他试图找到真相

电影里泛泛地引述了西方有关废除死刑的几种理论，即“以暴制暴”的野蛮性，上帝的最后审判权等，然而观众又分明能够感受到本片主创者对于这些理论的不屑。暴力机关似乎应该保有死刑作为伸张正义的终极权利，那么其中又产生一个悖论，如果法律体制无法保证正义的伸张，私刑是否是可行的？

程序正义是种机制，却终究是要靠人来实现的，而人不是机器，各自有着私心。三隅的律师团队很早就发现一件事，这位辩护对象的供词每次都会发生变化。他好像会读心术，每次诉说着别人想要得到的答案。从警察到检察官再到法官，还有法院外的媒体，各方都在进行着“有罪推定”，因为那样最省事，也最符合多数人的预期。这种预期便是，有些人生来就是杀人犯，属于娘胎里带的，一辈子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