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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是个敏感的人，学生到他家中，想要打扫庭院里的层层落叶，他拦住了“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

但他没有颓废感伤的浪漫主义病，他喜欢人生的一切趣味，写过一个外交官，本来无须，下巴光光，但一直拿手在腮边捻，有人看不惯，觉得是官气，他却看得很有兴味，觉得恢谐。又写一个英国文学家和几个女人同路，别人都看他身边的女人，文学家不高兴了，面孔一板“哼，别的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

他喜爱这些细节，只观察，不轻易评判，但这里自有一种力量。

他的学生第一次见他时，说“他专注地注视，甚至逼视着你，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皱褶处都被他看透了，说实话，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

他与各式各样的人与各式各样的倾向都保持接触，保持理解，但无论什么进入这颗心灵，都会呈现它本来的面目，无法故弄玄虚。“头一点我要求合逻辑。一番话在未说以前，我必须把思想先弄清楚，自己先明白，才能让读者明白，糊里糊涂地混过去，表面堂皇铿锵，骨子里不知所云或是暗藏矛盾，这个毛病极易犯，我知道提防它，是得力于外国文字的训练。我爱好法国人所推崇的清晰。”

他前后在欧洲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心理反应，并没有专修艺术，这样的人写和译的时候，把艺术被人裱糊出来的吓人嘴脸撕了个稀烂，有赤子般的诚实。

他写文艺批评，写到宋神宗有次看到苏子瞻“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词时叹息，“忠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看到这里，直接说，这话“令人发呕”。

所以他写“我应该感谢文艺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它教我学会一种观世法。……凡是不能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他们从‘我’这一副着色的望远镜里看世界，一切事物于是都失去它们本来的面目。”

朱光潜（左）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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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当时社会风潮处处鼓呼让学生运动，他却让青年时时小心“十字街头上握有最大威权的是习俗。习俗有两种，一为传统，一为时尚。儒家的礼教，五芳斋的馄饨，是传统；新文化运动，四马路的新装，是时尚。传说尊旧，时尚趋新，新旧虽不同，而盲从附和，不假思索，则根本无二致。”

他说，“强者皇然叫嚣，弱者随声附和，旧者盲从传说，新者盲从时尚，相习成风，每况愈下，而社会之浮浅顽劣虚伪酷毒，乃日不可收拾。”

所以他要呼吁在思想上要打破一切偶像，但“打破偶像，也并非卤莽叫嚣可以了事，那还是十字街头的特色。”

他说，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能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汩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里去。

所以他写过为什么要研究美学，美无形无迹，但是“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从历史看，许多道德信条到缺乏这种基础时，便为浅见和武断所把持，变为狭隘、虚伪、酷毒的桎梏”。

蔡元培说，一个没有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所以他们这代人，试图在蛮荒上遍植青草，新绿烧成沙土，又有人在焦黑中栽下。

1947年，朱光潜写文章说文艺的天性便是自由，“文艺不光本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运动，并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

他因为信仰这样的自由曾饱受折磨，在北大的广场挨批斗时，在现场的人后来写“他稀疏的头顶上白发在寒风中颤抖”。他临逝前，有学生去看他，他写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晚年朱光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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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保姆曾经说：朱先生在家里，连那两只猫都敢欺负他。他有一个扶手椅，是写作时坐的，那两只猫也经常去那上面休憩。有时候他过去，那两只猫也不躲闪，他挥着手：“走开！走开！” 但那两只猫理也不理他。

朱光潜的女儿回忆，十年浩劫时，“有时候，吃着晚饭，抄家的人就来了，有些还是七八岁的孩子，闯进家门：“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你们让他吃完饭不行吗？”“不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

善本身极为柔弱，但却不可征服。

女儿说，朱光潜是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

八十年代，女儿劝过他：“不要弄你的美学了，你弄了哪次运动落下你了？！再弄，也不过是运动再次来临的时候让你灭亡的证据。”

朱光潜说：“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用得着，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

女儿说：“你还没有搞够吗？”

朱光潜说：“我不搞就没有人搞了。”

他终生恪守自己的座右铭“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