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里自然也有所谓上等人，那些来自欧美的白种人，然而，如果凑近去看，也是不经看的。《连环套》里的汤姆生先生、米耳先生、梅腊妮师太、铁烈丝师太，《桂花蒸 阿小悲秋》里的哥儿达先生，不过就是些爱占点小便宜，家长里短，嘁嘁喳喳的人物，简·奥斯汀、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人物移居到了远东，虽然殖民地的氛围允许他们放纵一下，却依旧改不了精打细算、瞻前顾后的习性。况且，他们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安全固然安全，却也令人窒息。《第二炉香》里的安白登先生，一个极普通的大学教授，因为无端被误解为性变态者，这才深深感到这个圈子的愚蠢和残忍。“安白登给殖民地的白种人丢了脸，他在香港不能立足，但要到别处去混饭吃，也决无可能……所有的路统统被堵死，他唯有一死……”

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版图急剧收缩，风光不再。就像我们时时缅怀盛唐气象，英国人法国人也常常会缅怀他们旧日的好时光，毛姆笔下的远东之旅、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印度裔作家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杜拉斯的《情人》、露丝·普拉瓦尔·杰哈布瓦拉的《热与尘》等等，无不因为印度背景而走红。我手头有一本获布克奖作家的小说集，翻阅获奖作家的简历，其中不少有着远东或非洲的生活经历，他们笔下的异域元素很轻易地就能打动欧美的读者，甚至感染了我们。但他们笔下的故事，终究是站在殖民者的角度。他们写不出罗杰·安白登的故事、艾许太太的故事，写不出《浮花浪蕊》里李察逊先生和他太太的故事，咖喱先生和潘小姐的故事，他们是“毛姆全集里漏掉的一篇”，若不是因为张爱玲的惊鸿一瞥，他们的背影将注定无声无息地湮灭于时代浪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