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丽华

周末，雨天，突然想去虹口长阳路上的犹太难民纪念馆看看，只因为想起张爱玲《炎樱语录》里的一段描写：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炎樱跟犹太老板讨价还价，犹太人善于经商赚钱，最为精明，可是炎樱居然成功了。张爱玲写道：“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

炎樱是张爱玲早年无话不谈的好友，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曾特别介绍过她：

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

张爱玲早期的文学生涯里，这位炎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传奇》再版本的封面是她画的；《流言》中，张爱玲有好几篇文章谈到她——《炎樱语录》《烬余录》《双声》等篇追忆了她们在香港读书时的生活，记录了她们在上海出双入对的身影。在张爱玲的笔下，炎樱是一个古灵精怪充满活力的女孩子。《色，戒》里描述的那个珠宝店，据说就是炎樱父亲的家业。

在《张看自序》里，她提到《连环套》里的霓喜，也就是赛姆生太太的故事，就是炎樱告诉她的。在这篇文章里，张爱玲对杂种人做了这样一个定义：他们是这第三世界的人——“在中国的欧美人与中国人之外的一切杂七古董的人，白俄又在外。”近代中国曾经沦为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殖民统治者一度在香港、上海这些开埠城市逗留过，飞扬跋扈过，自然也涌入形形色色的外来者。这是一段痛苦屈辱的历史，强烈的民族感情使现代作家大多采取了回避的姿态，更不用说去表现这一外来群体的喜怒哀乐。即便出现在文章里也大多是漫画式的匆匆一瞥，如鲁迅杂文里的洋大人、印度巡捕……这些“闯入者”，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刻意漏掉的一章。就此而言，张爱玲的写作的确是一个“异数”，她的传奇故事里异族人占了一大半。当然这与她独特的家世背景和教育背景有关。她在上海读的是教会学校，在港大读书的三年，更是有机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外来者”，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殖民地社会的风土人情。另外，恐怕也因为炎樱，她对香港、上海“那些杂七古董的外国人”（语见《双声》），抱有特殊的兴趣。她笔下本土之外的人物，仔细考究一下，绝大多数都是“杂七古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