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照作为典范被树立，是因为他的树立有助于引导书学发展，端正士气，这是出于统治的需要。由时代背景看，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赢得在人口和文化上都远超本民族的汉族的认可，特别是汉族士人的认可。诸位皇帝都为此头疼不已。所以，以武力得天下之后，亟需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规范世人行为，使之符合伦理纲常，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要求。

换句话说，清代诸位皇帝都希望借由书法“教化天下”，所以就有了乾隆爷研习书法、做学问、在画上乱题，忙的不亦乐乎，虽然毁了很多名画，但确实有点小才华，用书法得了天下士人的心。

比起有才的乾隆爷，其它几位皇帝，对书法都有着非一般的钟爱，他们引导书法发展，不但树立典范，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取状元，同时也有着内在的教化理念——就是对“正”、“敬”书风以及对帖学正宗的推崇。

乾隆在《快雪时晴帖》御笔题诗

还说乾隆，乾隆在《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七月都下帖》《行穰帖》题跋中均用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评语，“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对王羲之风格的典型描述，反复运用此句，乾隆意在表明其书法以正宗为依托。在品评其他名帖时，乾隆也以正宗观念为参照。如在跋《蒙诏帖》中即提到“险中生态，力变右军”。最能说明乾隆对此推崇的，是一开头说的三希堂，他酷爱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帖，就把古代法帖都找来，刻印成册分赐下臣，这样他的理念也就有了实物对应，对书法时风的引导也更加强有力。

康熙赐书

清代皇帝们自己崇尚帖学正宗，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影响臣下。赐书是一种方式。因为赐书不光会展现帝王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造诣，书写的内容也极为关键，更重要的是获帝王赐书本身就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以康熙帝的赐书为例，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十一月，康熙南巡至孔庙行礼，为大成殿书“万世师表”匾额，紧接着，又赐给孔子的66代孙子孔毓圻《御制过阙里诗》，也让他感激涕零。

五年之后，他又南巡，自己把孔子、孟子及周公庙的碑文抄了一遍，赐给孔毓圻，大学者孟贞仁，东野沛然等人。他这种赐书是经常性的，孔子、孟子等圣人的遗迹及后人、忠臣、封疆大吏，赐的都是“万世师表”、“忠贞炳日”之类的话，这些人得到之后，受宠若惊，肯定更加效忠康熙。这也是一种对“正”、“敬”书风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