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

父亲是他的精神导师。在其指导下，他自幼精读古希腊古罗马和现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11岁那年，他们住在古巴，父亲让他读一本哥伦布的传记，并亲自驾船带全家游历了传记中描述的一段航程。

在父亲影响下，魏斐德在哈佛读书时开始写小说，仅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得以出版。大学毕业后，他到巴黎政治学所研究苏联问题。上选修课时，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从而带入相关的中国教派。与此同时，一个法国记者有关中国的几本书让他着迷。在巴黎的十字路口，魏斐德从苏联转向中国。

离开酒吧，我们簇拥着有王者风度的魏斐德进入大学艺术博物馆，弟子如云，纷纷向他致敬。下午4时15分，历史系主任宣布纪念活动开幕，先由我朗读了一首献给魏斐德的短诗《青灯》，然后由北京大学刘东教授做专题演讲《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他从魏斐德29岁所写的头一本书《大门口的陌生人》开始，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接下来由魏斐德的大弟子周锡瑞教授（Joe Esherick）主持。他从手中一杯水说起，话不多，但动情之处与魏斐德眼角的泪花相辉映。重头戏是斯坦福大学德国史教授詹姆斯•施寒（James Sheehan）与魏斐德的对话。他们两位先后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我看在孔子和烈文森之间，还是烈文森对你的影响更大吧？”施寒教授开门见山问。

魏斐德离开巴黎后，本应顺理成章回哈佛跟费正清搞中国研究，但他却选择了在伯克利教书的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做导师。这无疑和魏斐德的生活阅历、文学气质和反叛精神有关。哈佛和柏克利代表了美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甚至与地缘政治有关。哈佛地处新英格兰的中心，代表美国学术的正统与主流；而伯克利地处种族多元化的亚太圈，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六十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