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质疑，古砖收藏在吴昌硕的学艺中有那么重要吗？古砖收藏会不会只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噱头？其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便会牵涉是书中所关注的另一重要话题——晚清古砖收藏的风气与意义，而这也正是作者展开其论述的重要学术背景。

作者开篇便展示了一个开阔的古砖收藏世界，进而梳理了吴昌硕在江浙古砖收藏圈的趣味来源与交往活动。如此一来，便把吴昌硕置于晚清古砖收藏的风气之中，从而为后面其结合古砖展开的艺术实践做了清晰的学术铺垫。

视角的不寻常，往往会带来资料上的难以找寻。从全书来看，作者所据材料多为学人信札、拓片题跋、日记等，引人入胜，意味隽永。历史的研究不能缺失细节，而书信、日记多是记录当时情境最为详细的资料。

作者在描述晚清藏砖风气之盛时，便引用了吴云致陆心源的信札：“（阮元）因以八砖分题课士，于是耆（嗜）古之士，益知贵重，竟相搜访，互相矜尚，然当日藏家号称至富者，积数亦未闻有满佰……今读大著《千甓亭砖录》，不意所得于两年中者，竟五倍于星老……”此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学人对藏砖风气盛行的惊叹。而关于潘钟瑞、吴昌硕的古砖购藏，所引《香禅日记》则更为详尽：“至仓石寓，观古砖，固劝余购一二，以为难逢之事。余以‘赤乌’为孙吴时，是吾乡旧物；又有作双凤形、作双虎行者，并取之，虽无纪年而物颇古……”仿佛让人有身临其境、如在目前之感。书札、题跋、日记更多的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作者却运用自如，不难想象其“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寻精神以及对此问题的长期关注。

薛永年在论及书画鉴藏史研究时曾云：“在鉴藏史的研究中，既要从事实抽引结论，又要做到纲举目张，尤其要着力于推动鉴藏发展演变的矛盾运动，特别是好事者与鉴赏家的矛盾，鉴真与作伪的互动，鉴藏与市场的关系，鉴藏与创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