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日益精英化、学术化、景观化的同时，围绕着乡村为主题的在地性创作日益活跃。一方面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的影响力深入人心，给同为拥有数千年农耕文化传承的中国做出了一个当代艺术与乡村融合的范例。它昭示出被城市现代化不断抛弃的乡村地区拥有广阔的艺术实验舞台，对于封闭在大学教室和艺术家工作室的艺术家和艺术生来说，乡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原生态素材和广域的空间，全然不同于城市的社会结构，这对于当代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富矿。一切过往的经验都不在适用，当代艺术在乡村重现活力。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在乌镇水剧场的作品“浮鱼”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开发本地区资源拥有积极的热情，中国地区广大，对于旅游资源不甚突出的地区能否借助当代艺术的聚焦获得差异化的优势，继而赢得外界的关注是部分地方官员思考的选项之一。

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些原因，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乡村在地性创作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日渐扩大。在这里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邀请策展人和艺术家主办的大型艺术节，一方面也有艺术家自发组织的艺术计划和小型艺术节。它们的规模有大有小，但有两个基本特征让它们区别于城市系统的“白盒子艺术”和各种地方传统民俗的文化节，这两个基本特点就是当代性和在地性。当代性决定了不仅创作语言一定具有当代性特征，这区别于任何传统艺术形态，同时创作的着力点又是基于当地历史与现实素材基础之上的，它构成了对地区文化的重新解构与新的想象。在这里笔者并没有将乡村建设这一特征强加在乡村在地性创作这一领域，尽管有很多艺术节和项目都涉及了乡村建设这一领域。乡村建设是一个远比乡村在地性创作更为广大的领域，乡建具有更强的社会性意义，是一个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广域范畴。在地性创作和乡建是互为交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领域。

首届道滘新艺术节粮仓展区的外立面投影

在这些乡村在地性艺术节和艺术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也伴随产生了很多问题。有些艺术节首届轰轰烈烈，之后便有无音讯，如同释放了一个巨大的烟花。有些项目始终囿于艺术家自我的小圈子，只能局限在有限的地区，难以向外界扩展。有些项目渐渐蜕化为纯粹的城市消费旅游景观，失去了艺术的先锋性。还有一些艺术家和学者对于乡建热情很高，他们没有厘清艺术和乡建两者的边界，导致左支右拙，难以为继。从根源上来说，中国目前的国情背景有两大方面决定了在地性创作的困境，一方面就是中国目前国情还处在城市化的高度进程中，乡村资源的开发其实也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它的思维模式也必然是工具化、短期化和效率化的，比如快速的经济回报，急速的推进商业旅游和文创产品。如果短期内看不到明显效果，这个项目就容易走向夭折。另一方面就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文化和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造成的相互理解的屏障。这在很多艺术项目难以实施或得不到充分实施中都能体现出来。从艺术家和策展人角度，一方面有些艺术家的热情很高，他们的文化理想不局限于单纯的艺术创作，他们以为乡村具有可以充分实施的空间，有乡村文化拯救者的心态，但在现实中会发现乡村有着比城市系统更为复杂的人情网络和封闭保守的观念，很多想法都难以实施，有的项目中途夭折，令人深感遗憾。还有的艺术家习惯了自己封闭的艺术生态，不愿和外界产生更多的互动，乡村只是提供了一个物质性素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