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联膺于1933年3月27日写下第一篇日记，那时他刚刚18岁，“觉得人生每一天每一时，甚至每一秒钟都有记的可能，尤其在青年时代。”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在北平读书，像一个最普通的学生一样为月考发愁。

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日军战机首次盘旋北平，吴联膺在日记中写下：“五月十一日，飞机初次来北平纪念日（晨五时〇五分）。”

他在不同的大城市生活过，对各地的城市管理、风俗民情也比别人敏感，从上海到了北京，他对北京灰尘大感受尤为深切。而在苏北根据地期间，当地人一天只吃两顿饭，过年天不亮就起来吃饺子，吃完又去睡觉。吴联膺很不习惯，就把这些细节都写在日记里。

熊月之身为历史学者，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历史研究素材。吴榕美则从整理父亲的日记中，看到了家族的变迁，还“第一次知道了父亲的情感生活”。

吴联膺 在新安旅行团队伍前。  

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日记

《乌扎拉日记六十年》出版之前，吴榕美找到熊月之希望他从历史学的意义讲讲这本书。在编纂《上海通史》的熊月之见缝插针找出时间来看这本书，谁知捧起就放不下了，越看越过瘾，越看越带劲，最后他觉得，“作为学历史的人，一定要好好介绍这本书”。

吴联膺 随部队南下解放上海时照片。  

日记分为有传世意识的日记和没有传世意识的日记，熊月之认为吴联膺的日记属于后者，这也是《乌扎拉日记六十年》的价值所在，“有没有传世意识是鉴别史料价值的重要依据。胡适、蒋介石等人写日记的时候，就想着自己的文字有一天会被后人研究，所以写什么不写什么，已经经过了自我过滤。而这本书是一个没有传世意识的人写的日记。文采飞扬，用语考究，从1933年开始，一直到成年，都是想到什么写什么，高兴会写，暗恋女同学也会写，非常真实地折射了那个时代。”

熊月之把这本书称为“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日记”，“首先，吴联膺是新四军老干部也是艺术家，但不是太大的官也不是著名艺术家，他反映的是离我们普通人比较近的社会层面。第二，作者本人空间移动很大，从北京到天津再到武汉……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他都栩栩如生地在日记中展现。他的社会地位在移动，从学生到文艺战士在到文艺干部，从校园生活到后来接触到陈毅这样的元帅，他的日记反映的社会面也很大，让我们看到广袤空间内的社会。”

吴联膺写日记的60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60年，而他活跃的空间也是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地区，熊月之认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平时不太会看到的社会面貌和人的心理变化，“是研究历史政治家庭个人成长史非常难得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