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在东方中文文献和西方文献中都留下了痕迹。中国西行巡礼求法的僧人们描述了犍陀罗的佛教圣迹和圣物，汉文译经很多来自犍陀罗地区，留下了诸如贵霜君主迦腻色伽供养僧团、推动佛教发展的记录。而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家和旅行者，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早在公元前5世纪，西方已经听闻犍陀罗之名。甚至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商人和移民已经到达了巴克特里亚地区。中国史籍中现存最早的有关犍陀罗的记载出现在西汉时期，在《三辅黄图》中记载，汉武帝曾赏赐给董偃千涂国上贡的玉晶，这个“千涂国”就是犍陀罗。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罽宾”，比如《汉书•西域传》所指的罽宾，并不是今天的克什米尔，而是犍陀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是佛教的中心，这里“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而且保存着数量众多的佛陀圣物，还有最高的佛教建筑雀离浮图。在印度本土，佛教反而衰落了。所以，很多西行巡礼僧人，在犍陀罗巡礼圣物和学习之后，并不渡过印度河继续前行，而是打道回府。
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这些传统包括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的出现，等等。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
其实，犍陀罗文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犍陀罗地区。其影响的范围，甚至越过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一般而言，犍陀罗文明输出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风格；第二是佉卢文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同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佛经，也是在犍陀罗被制作出来的。
从佛经来说，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28年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书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从150年左右，中国开始翻译佛经，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贵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迦腻色伽等贵霜君主推崇大乘佛教的文本化经典，一方面，大乘佛教的文献从此被视为佛的指导，成为带有权威性的佛典——这些佛典被具有菩萨牺牲精神的佛教传法僧带到东方；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和佛教文本，迦腻色伽时代的世友尊者和马鸣菩萨，都是这一潮流中的佼佼者。比如《法句经》，1994年在哈达地区发现的犍陀罗语写本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文本，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0到30年之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教写本。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语言中介的角色。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
佛像细部及佉卢铭文，3—4世纪，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
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认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严格说，中国所接受的佛教并非直接从印度传来，佛教在中亚地区尤其是贵霜帝国经过了一番洗礼。中国所接受的实际上是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传统重新塑造的佛教。这些传统包括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的出现，等等。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贵霜时代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佛教以前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时，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也包括教义的变化，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原因，在于其艺术自由化和开放性。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甚至白毫可能来自西亚的宗教传统。
在犍陀罗地区，佛陀的形象出现了，并被赋予了很多特征。比如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佛陀生来就有的三十二种异相，比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很多学者都认为，佛陀的形象应该是借鉴了王者的形象，受到了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犍陀罗的佛像静穆庄严，带有超越世俗的神圣美感，但同时又具有高度写实的精神。从1833年西方学者在喀布尔河畔发现禅定的佛陀形象，就猜测佛陀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艺术风格。佛像的出现，可谓是各种文明融合的产物。富歇甚至认为，佛像是以希腊的阿波罗神像为模板塑造的，其发明者可能是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的希腊居民。虽然现在对于佛像产生的地点仍众说纷纭，但是犍陀罗佛像独有的自由融合的艺术气质，应该是不同文明交流的结晶。犍陀罗的佛陀雕像，多采用青灰色的云母片岩，塑造出佛陀静穆庄严的风格，让人有时光凝滞的感觉。
佛陀立像，白沙瓦博物馆。这是一种典型的所谓阿波罗式佛像，容貌带希腊人特征。
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是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就被放在犍陀罗。大量的圣迹和佛陀遗物，造就了犍陀罗的佛教中心地位。佛陀自己没到过犍陀罗没关系，他的前世到过就可以了。在这些重要的佛本生故事中，最为关键的是燃灯佛授记——通过燃灯佛给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记，给释迦牟尼在未来成佛提供神圣性和合法性，而这一关键的本生故事，其发生的地点，被放在了今天的贾拉拉巴德，也就是汉文文献中的那竭。通过佛本生故事再造圣迹，这是犍陀罗塑造自己佛教中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碰巧的是，在犍陀罗出土的佛本生浮雕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燃灯佛授记。这一主题，很多时候跟佛传故事放在一起，被视为佛传故事的开端。
燃灯佛授记，斯瓦特，2世纪，大都会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