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清朝，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化。清朝调解分为州县官调解与民间调解两类。州县调解是在州县官主持下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调解，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根据档案材料，在当事人“吁请”息讼的甘结中，双方都申明“依奉结得”，即遵命和息。州县官还通过“不准”状的办法，促成双方和解，所谓“善批者可以解释诬妄于讼起之初。”

由于调解息讼是州县官的治绩和“大计”(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因此州县官对于自理案件，首先着眼于调解，调解不成时，才予以审结。康熙时陆陇其任河北灵寿县知县，每审民事案件，则传唤原告、被告到庭，劝导双方说:“尔原被(告)非亲即故，非故即邻，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过为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时拂意，不能忍耐，致启讼端。殊不知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吏有纸张之费，役有饭食之需，证佐之友必须酬劳，往往所费多于所争，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化为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

古代还有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是诉讼外调解，其主要形式有宗族调解、乡邻调解和基层保甲长调解，而以宗族调解最为普遍。族内调解一般先由族长剖决是非，不得轻易告官涉讼。安徽桐城《祝氏宗谱》规定：“族众有争竞者，必先鸣户尊、房长理处，不得遽兴讼端”。江西南昌《魏氏宗谱》也规定：“族中有口角小愤及田土差役账目等项，必须先经投族众剖决是非，不得径往府县诳告滋蔓”。由此可见，民间发生的大量民事纠纷，在告官兴讼之前，往往在家族内部经由族长调处化解。但由于宗族内部成员在身份上有严格的尊卑之分，又有远近亲疏的支派之别，特别是门房的人丁财势有强弱，嫡庶之间法定的权利有高下，因此族内成员在接受调处时，往往因其在族内的地位而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说明宗族调处也带有某种强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