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期间，泰戈尔才在访华期间找到了中国真正的友谊，恢复了内心的平静。老诗人在清华的日子里，与清华的师生们做真心的朋友，他和清华的青年学生们比心而谈，启发了很多清华学子在迷茫中触摸到了自己的初心，找回了生命的真实、民族的真实、国家的真实。

清华师生“望穿眼”

清华与泰戈尔的结缘，始于1917年4月26日、5月24、3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06、110、111期）开始连载《印度诗人塔果尔传》。虽然在这之前，欧阳仲涛于1916年2月在梁启超等主办的《大中华杂志》发表了《介绍太阿儿》，且文末注明“未完”，但直到该杂志终刊，未见后续。所以，《清华周刊》上这篇文章，应是国内较早最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文章将泰戈尔一生分三个阶段，即“幼年时期”、“办学时期”、“学说”。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东洋文化为森林文化。西洋之格致，仅及于物质形下之格致也，以此征服天然界，不綦难哉。东洋之格致，直将吾心灵扦外物，外物不必皆为有形之物。”文章也指出了泰戈尔以印度文明代表东方文明。但作者认为，最古老的东亚哲学，“莫古于易，今之通儒”。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并不相悖：“咸谓易理与佛经多相通。”文章持论客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比较，也中肯有据。1918年夏，《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第4期）又发表了宋春舫的《国运与文学》，其中将泰戈尔的作品与“国运”相联系：“对于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他希望中国也出现泰戈尔这样能以文学拯救国运与衰颓之势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