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朝廷例行的朝觐活动，唐代官场上还有缙绅夫人自行举办的社交活动。如唐开元中，广州都督唐昭夫人作为东道主曾设宴款待诸官夫人。次日，所属别驾、长史等官员之妻，又轮流设宴回请都督夫人，这种事例在唐代史料里屡见不鲜。

如果说官场夫人社交仍然有依附于男性的意味，那唐代民间女子的结社则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交际活动。敦煌遗书中保留了两篇晚唐五代时期“女人社”的社约文书，从文书的内容来看，“女人社”属于民间妇女自愿结成的组织，她们以“至诚立社”为宗旨，主张社员间要彼此尊重、互相帮助，虽未打破地域界限，但仍是社会下层妇女拥有更为独立的地位和社交活动的佐证。

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对女子外出及与异性交往防范甚严。唐代由于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男女间的交往不拘礼法、颇为自由。以宫廷妇女为例，唐代宫禁不甚严密，后妃、宫人、女官都有机会与外臣相往来。中宗朝，上官婉儿即在宫廷之外“广纳货赂，别降墨勅斜封授官”，太平公主正是靠结交外臣在朝中培养亲信党羽，才敢在先天年间发动以颠覆太子李隆基为目的的宫廷政变。

在日常生活方面，宫廷妇女也丝毫不避与外臣的交往，据《安禄山事迹》记载“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采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另有元稹的《连昌宫词》也写道：“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这种不拘礼节的男女交往之事在唐代宫廷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