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晚清局势复杂多变，加之决策所依赖信息的不全以及个体认识和判断的局限，这种“理性选择”未必能导向最优方案和效果。纵观进士馆创办全程，作为最高政治权威所在的清廷、承担制度规划的中枢官员、负责实际执行的馆中教员职员，以及作为改制对象和受教者的进士群体各方之间，虽然有相互依赖的共通利益，但是实际也各怀其志，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开办进士馆的预期成效被削弱。对于末代进士群体而言，需要直面的问题也很现实和迫切：学问与仕途如何兼顾，新旧知识结构怎么衔接，朝廷/ 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能否调和。晚清中国在这些分歧中展开改革，使得许多看似设计较好的制度措诸实践时，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举改制中，最终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套路；进士馆官立、官办、官读“三位一体”的现实，使其未能避免所谓“科举时代的劣根性”及“老爷式学生”的弊病；而留学教育的展开，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齐，程度参差。

末代天子门生的际遇与浮沉

癸甲进士可谓同时代读书人之幸运者，赶上科举“末班车”而成为末代天子门生。然而，他们也赶上一个仕途壅滞的晚清时代，更是一个前所未遇的变革时代。朝考授职后，他们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签分各部为学习主事，或分发各省为即用知县，其实大多并无实缺。其后或入进士馆修业，或在阁部学习历练，或在地方办学理政，或派遣出洋游学，辗转于各职位之间，辛苦候缺。癸甲进士在清末阶段的任职，呈现出“整体严峻”、“比较优势”与“内部分化”并存的事实；清末官制改革，加之两科进士多有新学经历，对其补缺晋升有利。不过，其中仍约有半数尚未轮得实缺，清朝已被推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仕途就此终结。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转换中，连接该进士群体仕途的阶梯并未被完全阻断。尽管旧朝已没，政体已新，但他们毕竟拥有进士出身这一关键“象征资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职资历，以及新旧皆备的教育经历，让其中善于因应者成功过渡，华丽转身，从天子门生变为民国精英。进士群体在传统中国的“成功阶梯”上，已近登顶；进士馆教育和留学经历，又有助接上新的“成功阶梯”。部分进士成功连接前后阶梯，进入民国后不仅能保持原有地位，甚至在社会纵向流动中继续上升。当然，此途之外，亦有部分进士选择继续忠于清室，不仕民国，乃至为“复辟”南北奔走；或有进士投身新闻、法律、教育、金融、实业等，发挥其所长；又或乡居著述，教学育人，募化劝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乃至直到1949 年新政权建立，仍有部分健在进士继续出仕，或以其他方式发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