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张骞和朝廷当时的识见，这条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于一身，被后世命名为丝绸之路的跨境道路，是中原连通世界、走向世界的处女作。

但是，从长安出发的张骞团队，在呼啸的北风、漫卷的黄沙、不绝的驼铃中，一路经陇西，翻帕米尔高原，过大宛、康居、大月氏，行程达“万二千里”后，于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却见到了产自四川的邛杖、蜀布。

张骞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张骞西行不仅为汉武帝带回了汗血马、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还带回了他在大夏国的见闻。汉武帝这才知道，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前，他的帝国所属的蜀地成都，就有一条隐秘的商道通达身毒（今印度），曰“蜀身毒道”，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就是说，张骞开通的那条丝路其实只是北方丝绸之路。

构成商脉的若干要件中，商路是其中最具象、最有形的一种。中国最古老、最重要、最悠长的商路是“丝绸之路”。商路又有陆路与水路之分，譬如我国三条“丝绸之路”中，“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属陆路，“海上丝路”属水路。

那是公元前128年的一天。在大夏国的集市上，张骞饶有兴味地与商家聊起了天。得知滇越国（今云南大理一带）常有蜀商在那里做生意，滇越又与身毒相去不远，而身毒的商品是能远销大夏的。

忧国忧民、忧君之忧，同时又急于出奇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张骞，一回到长安就疾疾向宫廷奔去，大汉的风在他扑满域外沙尘的衣冠上打旋。关于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