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集团如何登上政治舞台，除霍光、桑弘羊两方以外，盐铁会议还有第三股政治力量——儒生。众所周知，汉武帝即位以来有尊儒之举，初有“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又有罢所举贤良治申、商者及议明堂、改历服色、延文学儒者等举措。这往往给人一种武帝朝儒学已大行其道的感觉，但如果细加考察则发现并非如此。武帝在做了上述尊儒之举后，对外即开始事四夷而大兴征伐，对内则兴聚敛兴利、严刑峻法之治，这三件事情是武帝时代最具“雄才大略”的政治活动。可惜这些活动无一不与儒学学理相悖：儒家在对外关系上信奉的是修文德以来远人的“德化”之说，对内经济上则主张不与民争利的“富民”论，法制上则主张以礼乐教化消除刑罚“道之以德”的观念。所以，儒学实际上已被武帝弃如敝屣了。不信，我们可以看看武帝时用世的几位名儒。

先来看董仲舒。董仲舒虽因上“天人三策”受武帝赏识，被视为武帝朝隆儒的标杆性人物，但其人却仕途坎坷，先后被任命为江都相、胶西王相，却受主父偃、公孙弘等人嫉妒陷害，最终“恐久获罪，病免”，只能“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在短暂的推崇后，这位以“推明孔氏”著称的一代大儒就被武帝遗忘了。

再来看公孙弘。这个人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对策时论仁义礼智之效，为丞相后又纵论教化之功，并力主设立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的教育制度。这些都可谓源于纯正的儒家思想，代表了汉代儒家政治最根本的发展方向，历史影响重大。若以他所居的位置，能一贯坚持如此，又能与董仲舒等大儒同心协力，儒家在武帝朝或许可以有大发展。可惜其人其行并非如此。他不仅没有与董齐心，反而肆意陷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又是一个精于世故的滑头，在朝堂上“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汉书·公孙弘传》)。对此班固总结说：“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儒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为官的工具和修饰罢了。他与所谓的“醇儒”之间，距离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武帝朝的另一位名儒儿宽，和公孙弘比较类似，他本来也是比较纯粹的儒生，但在张汤等文法之士手下逐渐用世，更熟悉的是官场规则，而缺乏大儒那种以礼乐教化济天下的高远理想。所以武帝向他请教巡狩封禅之事，他没有“信而好古”的理想，反而认为武帝根据“事宜”自制即可。后来任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汉书·儿宽传》)。这种不作为，与“不肯面折庭争”的公孙弘又有何差别?总的来讲，“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型的儒生成为了武帝朝用世儒生的主流。他们并没有促成儒家学说在政治领域的统领地位。

当然也要看到，武帝初期的尊儒也有其重大影响。《史记·儒林列传》载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揽文学儒者数百人后“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武帝又在全国广泛设立学校，招收生徒学习儒家经典。这确实进一步造成了儒学在更大范围的复兴，尤其一大批儒生逐渐在各地被培养出来。这些儒生饱读圣人之言，胸怀平治天下之大志，又耳闻目睹武帝各项政治活动长期持续所造成的民生苦难。心中渐渐积累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一旦机缘巧合，满腔愤怒必将喷涌而发。

不过，武帝在位期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缘，处于激烈政治漩涡中的霍光则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于是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对桑坚持的外事征伐、内兴聚敛、严刑峻法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并由此广泛论及武帝朝民生、吏治、社会风俗诸多乱象。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批评，无一不是基于儒学立场而发，进而提出“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的根本主张。这是武帝朝被边缘化了的儒生集团远承孔孟，近承董仲舒的精神，经过长期积蓄力量重返政治舞台，一改公孙弘、儿宽一辈儒生“缘饰”之法，要求结束武帝多欲政治，彻底实行仁义礼乐教化的儒家政治的重大信号。甚至可以说，西汉后期汉儒直至王莽，颇带理想主义色彩的风格，很大程度上都肇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