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使汤炳正倾心于学术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引路人，当属邻村姜家疃的姜忠奎（字叔明）。姜忠奎虽比他仅大一纪，但因出道甚早，彼时已是名牌大学教授。因此，汤炳正一直视其为“前辈”。1949年后，他在自传里屡屡言及此人，如说“（我）决定典卖田产，北上求学。这个决定，受邻村姜忠奎的影响是很大的”等等。

而姜忠奎的外祖父孙葆田（不夜村人）是清季大学者，曾两度出任《山东通志》总纂，对汤炳正亦有一定的影响。1930年寒假，姜忠奎回乡探亲，来张家村拜谒蒙师张老先生，汤炳正得以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乡前辈”，并从他那里了解到学术方面的诸多信息。此外，邻村大鱼岛的许维遹（号骏斋）对他也有影响。许维遹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教于清华大学，1935年出版成名作《吕氏春秋集释》。

02

1931年8月，汤炳正到北平，与同乡张政烺等在弘达中学补习。张政烺后来考取北大历史系，汤炳正因无中学文凭，只上了私立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毕业论文《小型报的缺点及其改善办法》，被导师王文彬推荐到彼时唯一的新闻理论期刊《报学季刊》第四期上发表。这是他生平首次发表学术论文。

后来，王文彬出任重庆《大公报》经理，还聘汤炳正为该报记者。同乡马学良，此时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他们三人过从较密，曾结伴去听胡适的演讲。张、马毕业后，均进了当时的学术重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进人极严，所长傅斯年是非北大特优生不收的。姜忠奎、许维遹、汤炳正、张政烺、马学良五人皆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流学者，年龄相差也不远，都在京城求学，学术旨趣相近。汤炳正又与他们四位均有交集，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荣成文史五杰》。

当时，汤炳正对旧学兴趣大，认为今后“比较易于成为专家”。他研究扬雄，北京图书馆丰富的典籍使其大开眼界，博览泛涉，如鱼得水。那时候，他上新闻课的时间少，跑北京图书馆研读典籍的时间多，“风雨不阻，寒暑不辍必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晚年时，他曾模仿林语堂的语句说道：“北京图书馆就等于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就等于北京图书馆。”这并非随便说说，实感慨系之。

汤炳正“成了北京图书馆阅览室的长期座上客”，在他心里，北京图书馆比任何一所大学都更重要。

扬雄《法言》的历史地位是大大弘扬了儒学传统，但文字古简奇奥，历代笺释校理者不多。1911年，汪荣宝著有《法言疏证》，20年后又出版了修订版，改名《法言义疏》。汤炳正在故乡读书时，正巧跟扬雄的论著发生过某种“因缘”：他名“炳正”，字“景麟”，即取自扬雄《剧秦美新》中的“炳炳麟麟，岂不懿哉”之意。

但真正意义上，汤炳正对扬雄与《法言》进行学术研究，则是从在京读书时开始的。汤炳正一直是把扬雄视为传统语言学最早的专家而进行研究，后来，他还为扬雄做了一部《年谱》和写了一篇《〈法言〉版本源流考》。

在京期间，汤炳正完成了十万言的《〈法言〉补注》书稿。关于汪著，他认为其失大要有六：一、字句颠倒而汪氏未能校正者；二、文字谬误而汪氏未能更正者；三、汪氏有为古本所误者；四、汪氏有误改原文者；五、汪氏有为古书征引之文所误者；六、前人已有成说而汪氏未经采用者。

即使现在读此稿，我仍觉得《〈法言〉补注》极富理论色彩，而无一句虚言，说服力很强。汤炳正的学术生涯，此稿应是奠基之作。因此，研究汤炳正的治学思想与研究方法，此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我们从中也不难窥测他对学术问题不避权威的坚定态度，而这种思想又贯穿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之中。

汤炳正还是一位写旧体诗的高手，他自幼喜欢诗词，尊唐诗为不祧之大宗。在故乡时，他虽写了不少诗作，但总是随写随弃，现在我只找到他挽妻子慕惠贞之祖父的四联文字。今举其二于此：“一、大老近居东海，跂望非遥，恨旅馆羁留，旧雨未来疏问候；文孙共学北平，约归先至，知孝思感动，秋风特送及弥留。二、阅尽沧桑世界，叹涛声悲壮，山色苍凉，六十年来成大梦；留将诗礼家风，看桂子扬芬，兰孙毓秀，九重泉下慰幽魂。”

汤炳正自述：“记得我的诗兴最浓，是二十多岁，那时正游学北京，面对黄瓦红墙、到处都是历史遗迹的前朝故都，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我，经常写诗，借以抒发思古之幽情，或个人的襟怀。”他在《大公报》“小公园”副刊发表了《浪淘沙：纪念“九一八”》《故宫行》《鹊桥仙：登长城感作》《彩云曲》《和金东雷君咏梅原韵》等作品。

其中，《和金东雷君咏梅原韵》诗题中的金东雷（震），时任《大公报》“小公园”副刊主编，是章门中期的弟子。汤和金诗的颔联“一生懒向人间笑，十月先从岭上开”，正是他一生性格的形象写照。此联“曾被诗界誉为名句”。金东雷于1936年出版《东庐诗钞》时（2009年收入王伟勇主编的“民国诗集丛刊”第一编），还请汤炳正与同光体主帅陈石遗、民国政要张一麟等一同写《序》。《诗钞》中有《赠汤君景麟》一首，称“子今突起持前纛”。

汤炳正的经历中也有“艳丽”的一段，那就是同《晨报》记者访问赛金花，他没有赶时髦写访问记之类的文章，而是作长篇歌行《彩云曲》。此诗被誉“有元白遗风”。

03

大学毕业后，汤炳正回到故乡。一天，他在《大公报》上读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招生广告，即于1935年8月赶赴苏州报考。因就学者甚众（“最多时近500人”），文化程度悬殊，太炎先生决定分层次教学，特手订布告：“凡学员中有著作者，经审定著作后，可录取为研究人员；无著作者，须参加专门考试，根据成绩录取为研究（人员）。”

汤炳正参加研究班的考试，试题是“自述治学之经过”，他将自己在京补正汪荣宝《法言义疏》之文应答，得太炎先生嘉许，并亲自动手将答卷以《〈法言〉汪注补正》为题，编入《制言》半月刊第四期。这是讲习会学员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讲习会设研究班与预备班，前者的课程由太炎先生任主讲，沈瓞民、朱希祖、金毓黻等任辅讲；后者则由章门弟子讲授，汤炳正后来即任该班声韵学、文字学的教席。

在正式开课之前，太炎先生召见了研究班学员，待大家进入会客厅，老先生朗声问道：“汤炳正来了没有？”汤炳正应答后，老先生把他叫到自己跟前的小圆桌边就座，即谈起自己在“冬”“侵”分部上的前后不同点，并征求汤炳正对此的看法。

因为彼此的方言不同，太炎先生怕汤炳正听不懂余杭方言，便招呼佣人老李取笔墨纸张来，边写（把一些不易听清楚的字、词写到纸上）边讲。老先生那天除列举《诗经》《易经》为例证外，还认为从冬得声之“疼”，今读如dén，犹与侵部近。

汤炳正晚年深情地说：“我当时才二十五岁，浅识寡闻，对音学所知尤少，而先生不以我为谫陋，循循善诱，平易近人，声音笑貌，至今宛然在目！”那天，太炎先生兴致浓厚，竟这样过了一个小时，而没有再与其他学员交谈，就宣布结束。

这一举动不由引起人们的猜测，及至后来汤炳正的研究成果一篇又一篇见诸报刊，始知他的确在小学方面“了得”。据姚奠中说：“景麟是同侪中的佼佼者。尤其在声韵方面更为突出。在学会的学术专刊《制言》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少，有的也只一二篇，而景麟先后就发表过六篇。足证他的研究成果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