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以上原因，今人已经不可能完整复原出明朝北京话的方方面面。例如，当时北京人说话的语调、口气就已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明朝北京话的北京话大致特征仍然可以通过前人留下的资料得知。

在没有现存明末北京人音像资料的条件下，明末北京人留下的文字资料就尤为宝贵。其中，一份写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材料对了解明朝北京话至关重要。

这份材料名叫《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简称《等韵图经》），著于万历三十四年，作者是北京人徐孝。

《等韵图经》是徐孝所撰《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中的韵表。总共有二十五张韵图，详细记录了当时（1606年）北京方言的音系情况。对明末北京话的情况，徐孝有着极高的发言权。那么，徐孝留下的北京话记录是什么样的呢？

一张《等韵图经》中韵图的样子

根据《等韵图经》的记录，当时的北京话音系层面与现代北京话已经非常接近，主要区别仅仅在于当时的北京话尚能分尖团（精zing京ging），能分iai韵（蟹鞋客）和ie韵（写谢邪），e、o的对立尚且完整（即能分“学”/“穴”、“核”/“合”），卷舌音后yu韵（珠书）和u韵（初梳）尚未完全合并。

《绣春刀二》故事发生的天启崇祯年间，比《等韵图经》成书时间更晚，当时的北京话如无特殊情况，自然只会比《等韵图经》里的北京话更接近现代北京话。既然北京话音系从明末到现在并无太大改变，那么，满清入关对北京话造成极大影响这一说法，我们就应该存疑了。

儿化是否为北京话所独有

虽说明末北京话音系层面和现代北京话区别不大，但是京片子的重要特征是儿化发达。众所周知，满语、蒙古语等阿尔泰语言都存在较为丰富的-r尾，如满族八大姓中的伊尔根觉罗满语为Irgen gioro。尽管满清入关并没有在音系上对北京话造成重大影响，北京话的儿化是否可归结于满语影响呢？

儿化是一个主要出现在口语中的现象，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研究记录向来有重书面轻口头的传统，对儿化现象的记录少之又少。要想厘清儿化产生发展的线索，并不是那么容易。

儿早期只是实词，即“儿子”的意思，随着时间推移，由于词义影响，儿逐渐可以和其他词组合，起到小称和爱称的作用。如在北京话中，“羊儿“是小羊；城门这样的大门，像东直门、德胜门就不儿化，自家的小门就儿化；小巧的“金鱼“儿化的多，但是庞然大物”鲸鱼“就不那么倾向儿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