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
作者：张鹏
今年这个夏天，傅抱石先生的次女傅益璇和次子傅二石相继离世，令人叹惋连连。最后一次见到二石先生，是在2014年北京画院举办的“踪迹大化——傅抱石诞辰百年画展”开幕式上。彼时，廖静文先生也出席了，她面容清癯而精神矍铄，不时地与邻座的二石先生侧首低语，脸上流淌着故交相晤的亲切暖意。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翌年6月，廖先生辞世。每当脑际浮现出这亲切温暖的一幕，本于艺术史研究的职业习惯，总会由之联想到现场之外的两个人——徐悲鸿和傅抱石。
他们同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声名显赫的大家，也是一对友人。确言之，徐悲鸿是对傅抱石艺术事业予以巨大帮助的师长辈，交谊在师友之间。1931年溽暑中的南昌，徐、傅二氏初见。傅抱石青衫一袭，怀揣书稿、印谱与画作拜望了当时已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掌门人的徐悲鸿。挚言百千，神契恨晚，遂慨然订交。后经徐悲鸿向江西政要举荐并力争资助，促成了傅抱石的赴日留学。傅抱石在日期间，勤学苦读，于艺术史研究和刻印、绘画等皆所获累累，1935年的东京银座个展即是留学成果的一次汇集。徐悲鸿虽未能亲临现场，但在他为这次展览的题词中足见一份深沉的欣慰。
傅抱石归国后，经徐悲鸿引介，执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梅庵之旁，六朝松下，又是两人同事生涯的开始。抗战军兴，傅抱石举家西迁，寓居重庆西郊金刚坡下，而徐悲鸿为筹募抗战军费游走南洋。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学界对两人的交往和关系无多置喙，而这变成一个颇具言说意味的问题，缘起于1942年傅抱石的重庆壬午画展。较有影响力的一个说法来自常任侠先生，他曾讲到，傅抱石举办这次展览，一个重要初衷是为了展示自身史论研究之外的精良画艺，与徐悲鸿赌气争胜，只因为此前不久徐氏曾回绝了他欲执中国画教席的愿请。这一说法得到了包立民、林木等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在他们的文章中据此一说延伸开来，谈到二者艺术观念上的赫然差异，遂将二者划分到了两个不同的艺术阵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