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糜”每次走丢，都要惊动广陵王。那么，对于狗的丢失案如此重视，是大王玩物丧志、无所事事，还是在当时的汉文化中，狗十分重要，甚至生命被足够尊重？

沿着这一思路，张朝阳与闫璘想到了另一个与狗有关的最新考古发现——狗墓。2013-2015 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阎良的栎阳城遗发掘，发现了一座狗的墓葬。这座墓位于西汉后期-新莽时期的地层，以陶管为葬具，埋葬了一只小狗。由于该墓周围没有发现其它墓葬，考古人员断定，这并非一座陪葬坑，而是是专为小狗修造的独立墓葬，“换言之，这只小狗是真正的墓主人，受到了和人一样的礼遇！”

此外，这座狗墓结构简单，规格也小，所以这只狗很可能并非达官贵人的宠物，而只是普通人出于对自家宠物的感情而修建。更耐人寻味的是，狗墓中还有31个小陪葬俑。这表明，死去的小狗享受了非常重的葬礼。

张朝阳与闫璘推断，遂屡次上报大王寻狗并非无所事事，而是狗在汉代受到尊重的表现。沿着这一思路，翻阅秦汉简帛文书和正史，张、闫两人发现狗在秦汉时代与民众生活乃至政治、军事都有很大的干系，因此非常受重视。

狗在当时有名字，“糜”即是走失的狗的名字，而这不是个例。当时人还禁止滥杀犬，根据秦律，“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田律》）即便是闯入禁苑的狗也不准随意捕杀。此外，《日书》中反映民间信仰中有在特定情况下，杀狗的禁忌日，即使是狗主人也不能随意乱杀自己的狗，这一迷信背后的实质是对狗的生命之保护。

回到“寻狗案”的例子，张朝阳与闫璘认为，“走失一条叫做‘麋’的狗，竟然每每惊动‘大王’过问，竟然能被找回，而相关文书竟然被责任人带到墓葬中，陪伴于黄泉之下。 这些细节说明狗的生命受到重视。这样看来，寻狗案可能朦朦胧胧地折射出一丝动物权的端倪。”